汶川地震

    2008年5月12日下午，像往常一样，我在办公室上班，14点50分，汶川大地震后不到30分钟，我和其它5位同事接到立即赶赴四川汶川采访地震的任务。

    我们收拾好随身物品分头赶到机场，原定7点30分的飞机一直等到晚上11点，却被告知航班取消，我们随即向报社领导申请乘坐报社采访车连夜出发，经广西、贵州于14号凌晨5点到达成都。休整了3个小时之后，我跟随广东医疗队向映秀镇进发。早上8点半，我们乘车赶往都江堰，10点多到达都江堰后，我们得知该市到映秀镇的道路再次完全中断，一直等到下午4点钟，得到消息是要从公路进入映秀已经不可能，为了尽快到达受灾重地采访，我们决定改为由水路或者徒步进映秀。

    5月14日下午6时，我终于在都江堰紫坪铺大坝坐上了当天最后一趟冲锋舟，坐着冲锋舟越往里行，水面上漂浮着冲下来的房梁、家具、日用品越多，半个小时后到达映秀镇阿坝铝厂的浅滩，这里是水路进映秀镇的临时渡口。到了这里去映秀只有5公里距离，却是一段最危险的滑坡路段。我们开始徒步前行，道路已经垮塌得不成形，只能沿着岷江陡峭的河畔，深一脚浅一脚踩着乱石前行，充满了惊险，时不时会听到山石滑落的声音，没有机会害怕，因为没有时间害怕，只能往前行。走了两个多小时也只前进了两公里多一点，大约晚上9时，在距离映秀镇不到3公里的地方，由于地形复杂，加上夜色已深，终不能前进，大家只好夜宿于此，有些人是从映秀镇往出逃生的，有些人是去映秀镇救灾的、找亲友的，约有五六十人。大家在岷江边找了一块较为平整的地方，开始休息。山沟里天气严寒，很多人都无法入睡，索性拣了些枯枝点起了火，一堆人挤在一起，打发了这恐惧的一夜。晚上10点27分到11点35分约一个小时就发生了6次余震，地动山摇，耳边响起的除了岷江的咆哮声、山体泥石流的垮塌声、还有女人的惊叫声，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5月15日凌晨6时，天刚有点亮光，我起身继续朝映秀镇进发，走了约两个小时，终于到达了镇口的漩口中学，漩口中学的教学楼已经倒蹋，只有教学楼上"漩口中学"四个大字还斜斜地展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漩口中学前的空地躺满了等待直升机转移救治的重伤员，此外，还有解放军部队的战士在此处休整。

    随后，我进入了映秀这座小镇，放眼望去，整个镇子一片废墟，没有一座完好的房屋，能走的人几乎都背着行囊往外走去，在逃亡的人群身后，一条小狗紧紧跟随。留下的人大都是在等待被还埋在废墟下的亲人的消息，他们还在祈盼奇迹的发生，赶来救援的解放军战士让他们的祈盼多了一线希望，也生出了几份温暖。

    走在小镇中，不时能听到废墟下传上来微弱的求救声音，但是由于救援人员当时太少，救援设备不足，还有余震不断，很多本来可以幸存的生命可能已经消失了。

    在映秀镇中心小学，来自上海的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的队员正在紧急救援，当天，有一个小孩被救出，我为她的生而感到庆幸。而当我在坍塌的教室废墟下看到那些已经去了天国小生命后，我久久挥不去死亡的阴影，特别是那个被压在废墟中，满面灰尘的少年，想起他，我的心在滴血......

    由于没有通讯设备，我在映秀停留了5个小时之后，于15号中午1点离开映秀，返回成都发稿。

    5月16日凌晨2点，得知从雅安、宝兴、小金、马尔康、理县进入汶川的公路已经被打通，我们立即决定进入汶川，联系好车辆后，我们备足了干粮和水，凌晨5点离开成都，向汶川进发，原本从都江堰到汶川约百余公里，此时要走近800公里，翻越两座4000多米的高山（夹金山和梦笔山），全长坐越野车近两天才能走完，当天下午我们翻越梦笔山顶的时候，大雪纷飞，在我们前面的从河南赶来也向汶川进发救灾的"铁军"的10多辆卡车缓慢前行，下了山，到了马尔康，车油也快耗尽，当时灾区油料紧张，要当地政府统一调配，只有救灾车辆才能加到油，联系了当地政府说明情况后，加了油，继续向汶川进发，当天晚上8点到达米亚罗，从米亚罗到理县县城途中，遭遇山体塌方，被迫返回理县米亚罗镇休息。

    5月17日一早得知塌方道路已经再次抢通，我们再次紧急出发，途经高家庄，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大石头纷纷落下，砸到公路上，掀起漫天灰石。而一些小飞石从笔直的悬崖上则落个不停，所有前往汶的救灾车采访车再次被迫停止，12时30分，在救援人员的帮助指挥下，车辆才能一辆一辆缓慢通过"飞石区"，中午1点到达理县。

    出了理县后到达汶川县还有68公里，是最危险一段路，山路随时坍塌，随时有救援人员抢修，由于余震不断，山上飞石更是随处可见，一些从汶川向外逃生的人每经过一处飞石区，都是看准了时机飞奔而过，不敢有丝毫停留。

    当天下午4时许，历经36个小时近800公里的前行，到达汶川。汶川县城并不如想象中严重，房屋虽然也已经全部损坏，但坍塌的并不多，大多数人得以逃生，受灾群众大都被安置在临时救灾帐篷内，伤员则在临时医疗点。 在临时理疗点，5岁的吴文鑫让我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吴文鑫是理县通化乡通化村人，在通化中心小学学前班上学，"5.12"地震时正在上课，地震来了，他往外跑的时候右脚被压，由于缺乏治疗，5月18日右腿被截肢。我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他正对着医生哀求："叔叔，救救我吧，我要脚!"

    5月19日下午，全国地震哀悼日的第一天，采访完汶川哀悼活动后，我沿着原路返回，5月21日凌晨3点到达成都。

    5月21日早上8点，我紧急赶往北川，北川在这次地震中是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地方，全县有一万多人遇难，整个县城一片废墟，已经没有在原址复建的必要。此时的北川县，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因防疫需要，整座县城已经处在封锁之中，城里的住户已全部撤出，只剩下了防化部队和一些执行最后搜救任务的部队。

    当天上午10点，我赶到北川，和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联系后领了一件防护服和一双水鞋，进入已经处于封锁状态下的北川县城。当天是最后一次拉网式排查，我进入北川县城见到了参加搜救的成都指挥学院的学员们，他们个个神情低落，交谈中他们说，当天的搜救中无一人生还。地震发生后刚开始几天大家的主要任务搜救幸存者，每个人都使出了十二分力气，希望能从废墟中多救出一个人 ，多挽回一条生命，可是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清理尸体，由于尸体大多已经腐烂，且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面对这惨烈的现状，他们心情差极了。

    当我走在距离北川宾馆不远的北川中学新区学校前的时候，两个防化兵正在路面上喷洒消毒水，在这里，深埋着上万名地震遇难者的遗体，北川中学新区学校早已在地震中完全化为废墟，能看到的只是山上滑落的石块中插着的一面国旗，还有一块学校的牌子，后来得知这还是前来找孩子的学生家长放上去的。

    几处没有完全倒塌的居民楼孤寂的倾斜着，抬头看这些房子，窗户已经扭曲变形，房间内歪歪的挂着一对新人的婚纱照，阳台上的衣服随着风摇摆着，花盆里花已经有些枯萎，时间已经被永远在凝固在了那一刻......

    下午6时，所有搜救部队和防化部队全部撤离，整个北川县城一片孤寂，残垣断壁，偶尔看见一只失去了主人呵护的猫从废墟窜出，充满了惊恐。当我沿着废墟和山体滑坡滚下的石块走出，来到一处山坡上回望北川县城时，不禁心生酸楚。伴随着一个余震，我离开了这个曾经山色秀丽，如今却化为废墟的北川县......

5月14日，都江堰紫坪铺大坝临时医疗点，医护人员给从汶川灾区转送出来的头部受伤的小孩作手术。

5月15日，灾民沿着岷江，踩着山体滑坡下来的乱石，从映秀往都江堰，往外逃生。从映秀往都江堰的公路上在地震中完全损坏。要走出去步行需要10小时左右。

5月15日，一只小狗紧紧跟着从映秀往外逃生的灾民一起往外逃生。

5月15日，汶川县映秀镇，一个从倒塌的家里抢救了一些可用物品的灾民经过一片废墟。

5月15日，汶川县映秀镇中心小学废墟里的遇难小学生，满面灰尘。汶川县映秀镇是这次汶川8.0级地震的震中，全镇伤亡惨重，基本化为废墟。

5月15日，汶川县映秀镇中心小学，从废墟中挖出来的学生尸体停放在空地上，父亲握住13岁遇难学生马敏的手给她擦拭手上的泥土，伤心不已。

理县薛城中学是一所住宿学校,有800多名学生,5月16日理县发生了5点9级余震后,5月17日,老师和学生把床全部搬到校园空旷的地方固定在一起过夜.

5月17日，汶川绵池镇一临时医疗点外,用空汽油罐围了一个男厕所.

地震后,24岁的孕妇杨德英和家人一起从茂县南新镇牟托村出发,徒步到汶川,16日到达汶川,17日在汶川县一临时医疗点剖腹生了一个女孩,主治医生给小孩起名为"抗震".

5月18日，汶川县一临时医疗点,妈妈哭着给儿子吴文鑫接尿,他们是理县通化乡通化村人,地震时5岁的吴文鑫正在幼儿园上课,地震发生后往教室外跑的时候右腿被砸伤,由于缺乏及时救治,5月18日,吴文鑫右腿最终只得做了截止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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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川县的奥运倒计时永远停留在了88天.

5月21日,北川。一个老人用三轮车拉着一台冰箱经过北川中学新区学校前的马路.这里深埋着上万名遇难着遗体.

5月21日,北川。64岁的朱桂元老人背着一筐食品和水经过北川中学新区学校往山上赶，地震后她一家都搬到了毛坝村住，但她还惦记着家里的两亩油菜，于是冒险回家收割。地震中她的儿媳妇遇难。

5月21日,穿着防护服的搜救人员在北川县城废墟上做最后的搜救.

5月22日，位于北川县城外的北川中学废墟前,一个老防化兵给新兵交代注意事项.

 5月21日，北川。失去了主人的呵护,一只猫忧郁地徘徊在废墟之上。

5月21日，北川县妇幼保健医院。

5月21日，北川中学新区学校已成一片废墟，学校的牌子躺在废墟上，还是有学生家长从废墟中挖出放置的。

5月21日，下午6时,北川县城防化、搜救等相关人员全部撤出,曾经的美丽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现在只剩下了废墟、残垣。

愿死者安息、生者无恙。北川一处废墟前，搜救部队摆放了一个花圈，寄托对死者的哀思。

5月21日傍晚8时，一个穿着防护服的摄影师站在一处高地拍摄已是空城的北川。下午6时,防化,搜救等部队和其他相关人员全部撤出北川县城。此后，因防疫需要，北川县城被特别管制，除了防化部队外，其他无关人员禁止进

入。

对贺老师“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一文的回复

作者 贺延光 

http://heyanguang.blshe.com/post/188/168804

  卢广大抱委屈，要求"金镜头"组委会收回取消他获奖和参赛资格的决定。作为此次赛事17位评委之一的我，有义务在这里向关心此事的朋友介绍些情况并谈点我的看法。

          处理《喜马拉雅的枪声》的大致经过

      这次评选的方法是，每幅作品只在投影屏幕上展示8秒钟，在这个时段内，由评委投票。8票以下即为出局，9票以上进入下一轮角逐。此时，作者的姓名及作品全部由编号代替，而屏幕上也只显示评委电子投票后的总票数。在每个类别经过两轮投票后，评委开始就进入候选获奖的作品进行讨论，之后，再投票决定获奖作品。期间，评委如有新的动议，其动议必须经过表决并赢得多数票后方可进行；否则，票数不够，立即搁置。

     应该说，整个评选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喜马拉雅的枪声》一路都在9票以上, 初评时，顺利进入金奖位置。

     再次讨论时，有评委对该作品提出疑义，他"总觉得看这组照片有些不舒服，很别扭。"为什么？他说作品的主题显然是批评性的："他们主要打野牦牛、黑熊、獐子、雪豹、猴子等猎物。有些村民在森林里放套捕杀黑熊时也会误杀老虎。这几年，猎人越来越多，野生动物越来越没有容身之地。"而作品标题《喜马拉雅的枪声》的批评性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但再看他每幅照片的分说明，不是说猎人挨冻受饿，就是讲他们异常艰苦。我在想，在当地与猎人成了朋友，回内地又将朋友变成批判的对象，这样的角色总让我觉得不舒服。

     也许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吧？有评委认为若如此，是可以讨论的。

     据我所知，西藏地区海拔6000米的地区是少有野生动物的，这些照片多数都不会在那么高的地方拍的，怎么可能"背着沉重的物品前往更远更高的山打猎"呢？一位曾在西藏地区工作过十几年的评委说。

     "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地点太含糊，究竟是哪个具体地区呢？

     当事人如在非禁猎区打猎就是合法的；如在国家禁猎区，就是偷猎，完全非法。

     为什么作者对这个故事的讲述这么含含糊糊，甚至自相矛盾？

     由此，有评委要求工作人员与《喜马拉雅的枪声》作者通话，进一步核查事实；也有评委希望在最后定评前，请工作人员查对所有初选获奖人员，看有无新闻摄影的"不良记录者"。

     以上两项动议均获得评委会举手通过。

     卢广的解释并没有令评委们满意。他事先清楚当事人是在禁猎区偷猎，他仍拒绝透露拍摄地点，理由是还准备带着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去拍摄这一专题，一讲出来，当地政府就会采取行动，照片就拍不到了。

     对《喜马拉雅的枪声》，开始，我一直投的是赞成票；后来，我毫不犹豫投了反对票。而最终，取消其初评奖项及另一组照片的评选资格，是17位评委一致通过的。

     我细算了一下，该赛事纯粹评选的时间是30个小时，而讨论及处理《喜马拉雅的枪声》，绝不下两个小时。

          我看卢广

     十几年前，我们主办的"十佳记者"评选颁奖时，我特地邀请卢广到中国青年报社6楼礼堂，请他向一百多位来自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演示他的照片，并介绍他的拍摄体会。可以说，那时的卢广名气还不大。我记得我向与会的同行们说，卢广不是新闻记者，但他做的应该是我们新闻记者应该做的工作。因为他的"广东吸毒"、"青海淘金"等专题作品确实让我深为感动。

     没想到，卢广介绍拍摄经验时竟"走了嘴"，他说为了拍吸毒者，不仅和他们混在一起，甚至还要掏出一二百块钱给他，他才肯扎针。

     照片是这么拍的！

     我像是在众人面前吃了只苍蝇，恶心又尴尬。没办法，人是我请来的。

     SARS期间，在地坛医院又遇卢广。我知道，在我想方设法都进不去医院的时候，神通广大的他已能出入几家医院了。

     我曾问他，晚上你住哪儿？他说每天回家住。

     我说那怎么行，万一把家里人染上了怎么办，太不保险！

     他说，进家门先消毒，问题不大。

     我们在一起拍照时，卢广风风火火，挺规矩的。我至今还保留着他给我拍的工作照。

     18天后,我离开医院。为防不测，不能回报社，被隔离在一家宾馆观察。没想到很快接到仍在医院采访的一位同行电话：贺老师，你刚走，卢广就摆上了！

     怎么回事？我问。

     今天有个病人死了，卢广非让医护人员面对遗体双手合十，做祈祷状，弄得人家很不高兴，人家忙着清洗遗体，说，咱们中国人，哪有这种习惯呀！场面挺尴尬的。

     我又问：你在场？

     我在。除了医护人员，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跟卢广说，别这样，犯得着吗！

     我很快和卢广通了电话。

     卢哼哼唧唧，承认有这事。

     我对他说，我提三个问题你考虑：一，新闻照片如果能这么拍，你何必冒险进病房？你还每天回家，把老婆孩子染上了怎么办？你不如找个影棚，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还绝对保险！二，你的照片把读者感动了，但一旦读者知道了你的拍摄过程，你再想想，他们那份感动还存在吗？三，业内的同行知道了你是这么拍照片，人们有理由重新审视你过去所有的照片，这是你为此付出的代价！

     卢广感谢我，说只有我这样的老师才会直接了当地批评他。

     后来，我们还通过两次电话，他都是感谢的话。我说，如果谅解你，我只能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就是你还没有受过正规的新闻训练。

     大概两年前的一次春节聚餐，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负责人提起卢广，竟气不打一处来。

     原来是他们周刊使用了卢广"河南艾滋病"的一组照片。没想到照片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来：我那孩子好好的，谁说他有艾滋病？现在同学都不敢理他，村里的孩子也不敢和他玩了。人家天天来闹，要求赔偿40万，我们也找不到卢广！

     后来怎么办了？

     我们被逼得没办法，最后找关系找到县政府的人，由他们出面才算把事情摆平了。

     我暗暗庆幸自己躲过一劫。卢的那组照片在"荷赛"得了奖，我得到消息后原准备在我们报上给他发个画刊，没想到上面很快有了禁令（当然他们的出发点是想掩盖艾滋病的现实了）。无奈的我曾为此大骂不已。

     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这么想，如果我们在揭露社会问题时存在着不想负责的似是而非，它就如同向那些卫道士们递上了一把刺向我们自己的匕首。

      2007年"华赛"评选，当评委们审看一组照片时，一位德国评委立即提出：我的印象其中一张不是2006年,而是2005年拍摄的！

     那位德国女人即到走廊给她的编辑部打电话查对。一位组委会成员也受托与卢广电话核实。

     几分钟后，两个电话都有了结果。德国的编辑部证实那幅作品的确是2005年拍摄的。

     此作的中文说明根本没写时间记录。卢广电话解释说，他太忙，照片说明都是他老婆帮忙处理的，可能写错了。

     本来，拍摄图片故事是允许跨年度的。可听了作者解释，中外评委认为已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当再次投票，原本得票不低的作品，竟一下被"毙"了。

     这组照片的落选，自然不是因为作品，恐怕是作者的诚信让评委有了共识吧。

     27日，新京报一位女记者就《喜马拉雅的枪声》电话采访我。她说，卢广觉得很委屈。我说，你应该问问他，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我曾经很敬重卢广，我知道他很热爱摄影并为此付出了不少艰辛，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热爱摄影？难道除了得奖，做摄影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吗？

     弄虚作假，在我们这个社会有着丰厚的土壤，所以，我们都是或多或少喝过狼奶长大的。对有过失的人，也不应一概而论。有的摄影人初涉新闻，或因年轻，或因弄不清雷池的界限，一失足也不要千古恨，汲取深刻教训就是了。再说，像我这样的老记们也要为此分担责任，乌七八糟的局面不是几个人造成的，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但是，如一个人老犯同样的错误，不是智商出了问题，就一定是另有心计了。

     这一段时间，照片的真假成为一波又一波的公共话题，人们对新闻摄影真实性的质疑甚至把新闻摄影人逼到一个尴尬的境地，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假照片的问题由来已久，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但很多时候，它最多只是圈子里的事，外人并不知情，"家丑不可外扬"，致使造假者不仅能轻易过关，也能让新闻摄影界维持着一个冠冕堂皇的脸面。

     久而久之，本该是竞技展示、业务交流、相互促进的摄影评比异化成了某些人追名逐利的平台。

     可今天不太行啦！我们应该感谢照相机的普及，我们应该感谢互联网的力量。前者让贵族的宠物变成了平民的家什，它使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实践都可能成为摄影家；后者让信息不再封闭，各种议论、批评畅通无阻，它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批评家。这个局面足定会令那些钟爱新闻摄影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人们惊喜和振奋！

     唉！同心者可不同道，同道者可不同心，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群搞摄影的人呢？

1月26日,火车晚点，10万旅客滞留，火车站广场无法容纳，数万旅客拥挤在火车站广场外的内环路高架桥下等待进站。

1月29日，广州火车站，一位女性旅客突然晕到，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